草榴开启人对性的认知

　　现如今，人们对于三观来讲，实际上是三观正不正与性方面的观念是有很大关系的，曾经人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对于自己的出生是从母亲的胳肢窝里面出来是非常坚信这一点的，在平常也是道貌岸然的，如果在学校有风吹草动就会直接找到老师，多年后结了婚，有了孩子却不是从胳肢窝里出来的，看起来正常了许多。

　　当下的年轻人当然不至于如此闭塞，在婚前性行为已经十分普遍的当下，他们有各种途径可以了解性知识，即使是口味较重、技巧夸大的AV。我倒是很赞同这样一句话：“不管是八十年代的手抄本还是九十年代初的黄色录像，抑或是如今的AV，只要能让人了解性，都是合理的。”

　　草榴就是这样一个渠道，在许多人言必称1024的那些年里，它消解了太多荷尔蒙，甚至因为它的纯粹和封闭性，成为讨论热点话题的一个阵地。

　　这很容易让我想起当年，性与政治从来不可分，它的释放与压抑往往出于泛政治化的考量。1949年后，性仿佛革命敌人，连1972年版的《新华字典》都删去了“娼”、“妓”和“嫖”等字。样板戏主角个个无婚无性无爱，唯一结婚的阿庆嫂，丈夫也去了跑单帮。老一辈人将性视为洪水猛兽，多少也有样板戏的影响。当时提倡抹杀男女差异，女性性征都成了禁忌，连胸罩都得买小一号，尽量将胸部“藏”起来。

　　于政客而言，政治需要民众服从，但性却有着天然自由的一面，二者几乎无法调和。每逢政治压抑，性必然会受到压抑。但反过来说，即使是一丁点儿性自由，也有其象征意义，甚至会成为政治自由的避风港。

　　文革结束后，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虽然含蓄，却呈井喷之势，可谓压抑太久后的迸发。张贤亮写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，以底层村姑的丰腴肉体挽救流放右派，极具象征意义。至于张艺谋以《红高粱》张扬野性，同样是一种转化。而对政治与性禁忌的最好描绘，当属王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，在城市里备受压抑的知青在乡野中偷情，“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”，“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”。这恰恰是性自由象征意义的体现，隐喻着政治空气的变化。

　　如果说草榴也承载过这样的意义，或许有些夸大，但它曾是许多人心目中的避风港，这一点确实使它跳出了单纯的“黄网”范畴。

　　性作为人之本能，有着动物性的一面，但惟其如此，才无法彻底打压。许多社会学家都曾以性交体位的变化印证人类进化，认为哺乳动物都采取后入式进行性交，但当猩猩学会直立行走，解放双手后，开始了面对面的性交。在他们看来，体位变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大标志，也建立了人类独有的感情关系。这么说似乎很有道理，但人类进化至今，仍无法丢弃后入式，它甚至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最佳体位，引发原始的快感。

　　这似乎说明了一点：不管你是谁，都无法抹杀本能。